四书——《大学》

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

《大学》,原是《小戴礼记》里一篇,旧说为曾子所作,当代很多学者认为实际是秦汉时的儒家作品,是讨论古代汉族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。在宋代以前,《大学》的地位并不是很突出,经北宋程颢、程颐竭力尊崇,南宋朱熹又作《大学章句》,《大学》遂成为儒家经典中重要的篇章,最终和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称“四书”。宋、元以后,《大学》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,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《大学》全文文辞简约,内涵深刻,影响深远,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,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,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,对做人、处事、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

汉唐时期

宋代以前,《大学》一直从属于《礼记》。尽管《大学》没有从《礼记》中独立出来,但是,西汉的董仲舒、东汉的郑玄、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,他们对《大学》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,影响了《大学》的学术地位。

⑴董仲舒对《大学》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,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、显学和国学的始点。

⑵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《礼记》抄本,相互校对,并作注解,使得《礼记》大行于世,并流传至今。他的著作《三礼注》中《礼记·大学》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《大学》研究著述。

⑶孔颖达解读《大学》,重点强调“诚意”的关键性作用。他将《大学》文本分为两大段,为朱熹将《大学》分为经、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。

⑷韩愈把“仁义”定为“道”的根本,并以《大学》为依据,提出了“正心一诚意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”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。他在《原道》中引用《大学》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”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,并把《大学》《孟子》《易经》视做同等重要的“经书”,提高了《大学》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。  

宋代时期

⑴程颢、程颐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称作“大经”,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称作“小经”,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,认为“大学,孔氏之遗书,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”

⑵朱熹将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取出来,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做章句,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做集注,把它们编在一起,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经此,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称为“四书”,并被确立“四书之首”的地位。自宋以后,《大学》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。 

元明清时期

⑴元仁宗于皇庆二年(1313年)十一月颁布“考试程序”,明确规定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用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作为科举用书。

⑵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,规定乡试、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,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,故大多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,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,使《大学》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。

⑶清代鼓吹复兴汉学,《大学》地位依然重要。

《大学》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,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,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儒者的特别注意和关注。从韩愈、李翱推崇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以来,它才不断被一些儒者所重视,在儒家经学史中地位开始逐步上升。迨至朱熹将其编入“四书”,便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,且居“四书”之首,地位空前。同时,确立了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北宋时期的程颢、程颐认为《大学》是“孔氏之遗书”。朱熹将《大学》分为“经”一章,“传”十章,认为“经”一章盖孔子之言,而曾子述之;其“传”十章,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郑玄说:“大学者,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。”郑玄认为,“大学”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问。朱熹则说:“大学者,大人之学也。”“人生八岁,则自王公以下,至于庶人之子弟,皆入小学,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,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,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,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适子,与凡民之俊秀,皆入大学,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、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”可见,此处“大学”又有两层含义。一是指古代的一种学制,与小学相对。如《白虎通》:“八岁入小学,十五入大学是也。”二是指“大人之学”,即“为政的大学问”以及“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”。那么,无论是作为儒家经典的《大学》,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制,其核心都是指向儒家所说的“修己安人”“修齐治平”的大学问,与朱熹所说的“大人之学”这一做人的学问可谓别无二致。一定意义上说,朱熹对“大学”的这一定义还是很契合其主旨思想的。

《大学》强调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这不仅与孔子所讲的“为己之学”“修己安人”的思想一脉相承,而且对儒家所追求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予以形而上的概括和總结,将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理想人生目标以“大学”给予理论化和系统化。同时,全面阐释了儒家“修己治人”之道,即儒家所一以贯之的“内圣外王”之道。可见,《大学》将“修身”作为儒家整个道德修养所说理论的核心和价值追求,视为其“平治天下”的逻辑起点。为此,《大学》开明宗义,明确提出“三纲领”和“八条目”。“三纲领”是“明明德”“新民”“止于至善”。“明明德”强调“明德”,关键在“自明”;“新民”重在“作新民”,强调率先垂范;“止于至善”就是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处世原则,突出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自身素养和人生境界。可见,三者之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,目的是引导人们以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。“八条目”给主体指出了道德修为的具体方法和步骤。其中,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是主体的内在修养,即内圣;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主体的外在事功,即外王。而修身则是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,是“三纲八目”的核心和关键环节。从内在逻辑来看,“八条目”是一个由内到外、循序渐进、密切联系且不可随意倒置的系统,是儒家“内圣外王”思想的理论体系。儒家以“格物”作为人生逻辑的起点,以“平天下”作为理想人生的终点,以“至于至善”作为人生修为的原则。尽管儒家的这一理论设计存在制度上的缺陷,以及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和道德决定论的倾向,但它对主体指出了一条人格完善和建功立业的人生路向,并对树立主体的价值观念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,或许这正是朱熹推崇《大学》的真正目的和原因。

朱熹认为,“某要人先读《大学》,以定其规模;次读《论语》,以立其根本;次读《孟子》以观其发越;次读《中庸》,以求古人之微妙处。《大学》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。”事实的确如此,如果我们将“四书”相互做以比较,就会发现《大学》容易学习和理解,且有“定其规模”即“修身治人定规模”的作用,用朱熹引用程颐的话就是“初学入德之门也”,即是初学者进德修业的门径,可以引导读者确立人生的目标和方向。由此看出,《大学》主要讲个体道德修养的路向、“治平天下”的人生理想目标。那么,《大学》所讲的“大学之道”就是对儒家所说的“修齐治平”这一理想人生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向往。换句话说,就是建构一个和谐社会的道德秩序,即建构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。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建构,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愿景,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,需要每个人的进德修业,更需要为政者的引领引导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无论是一个准备担当或者应该担当社会义务的“大人”,或者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,还是一个胸怀天下“修己安人”的有志之士,理应学习和感悟“大学之道”,进而确立须臾不可或缺的人生价值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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